从宝墩文化起，成都的历史有4500年；从金沙文化起，成都的历史有3000年；从秦国筑城起，成都的历史有2300年

　　从宝墩文化起，成都的历史有4500年；从金沙文化起，成都的历史有3000年；从秦国筑城起，成都的历史有2300年。公元311年，张仪、张若筑成都城，后来李冰又开凿郫江、外江流经成都，形成“两江珥市”的格局。此后两千年，成都的城市名称从未改变，成都的城市中心从未改变。

　　成都地处东亚内陆，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西侧，西侧为龙门山脉，东侧为龙泉山丘陵。岷江自都江堰出西川，分流为多条穿行于成都平原的河流，最后又于新津一带重新汇聚于锦江。成都这座城市就建设于这山脉之中河流之间的平原地带。

　　秦汉时期的成都城邑建筑，是经济、、文化的结合体，是新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的交融点。与成都地区先秦时期的城邑相比，与同期西南边疆民族的城邑相比，秦人巴蜀后远蜀汉时期，成都城邑（包括成都地区的县一级城邑）在建设方面，主要有四个较重要的时期：1、秦人蜀早期，陈壮初筑成都大城，张若筑少城和维修大城；2、李冰“穿二江成都之中”，形成“二江市”的格局；3、武帝时期，大扩成都城，新城多达18座城门，为成都城在西汉时期发展为全国第二大城邑奠定了基础。4、蜀汉时期，诸葛亮“营南北郊于成都”。

　　“西南夷”文化系统中的“城”，与中原文化有一定差异。先秦时期，巴蜀城邑已普遍采用土筑城墙。如广汉三星堆、青城山下的芒城等。为适应巴蜀潮湿、多雨、洪水凶猛等气候，这些土墙既宽且厚，且主要为夯筑，个别重要地段也用土砖坏。也有的城邑利用江河山形为墙，或用木栅荆棘围拦一面两面。当时的成都城究竟什么形制，尚不得而知。

　　秦入巴蜀后，很快款起了第一次筑城。据史料线索，秦初筑成都城时，采用了关中的版筑法，按关中城墙规格在许多城邑新筑土墙。这些土墙一般较薄，没过几年便在洪水暴雨冲袭下塔塌了。

　　古籍记载，秦武王元年（前310年），张仪与张若第一次修筑成都城。新筑的成都城城墙，绕城一周共12里，城墙高7丈，郫城城墙高6丈，临邛城城墙高5丈。城墙下部为仓库，上面皆建有房屋、城楼、射箭栏等。成都县衙本来在赤里街，张若将其迁徒到少城内。大城内修建了郡府衙门及大量其他的衙门，专门设置了盐、铁官衙，任命了这些衙门的长官和丞。又修整里阓，市张列肆。整个城池的规划，都是仿咸阳规制。即城形大体为长方形，城内布局具有明显的、较封闭的里坊制特征。这也是当时关中、中原等地城市的共同特征。

　　李冰执蜀期间（约前277年～约前238年之前），大兴水利，大搞建设，除创建都江堰外，直接涉及成都城郊的建设项目有：疏通成都“二江”、建““七桥”，开石犀溪，把成都“市”南移于郊外“二江”之间及检江南岸，形成了成都城600余年“二江耳市”的布局。

　　“二江”是流经成都的两条大动脉，“二江”抱城格局的基本形成，主要在李冰时期。司马迁说李冰凿离堆，避沫水之害后，接着说：“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溉浸，百姓飨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”此后，汉晋文献，屋有记载。

　　“二江”何指，流经哪些地区？历来争论不休。究其根源，河床本身有变迁，存在异河同名、一河多名的现象，文献记载中也存在着魏晋之前的过简，魏晋之后的多误，把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河渠名称彼此张冠李戴等因素。据笔者结合文献及地图比对郫江轨迹近今成都摸底河，检江轨迹近成都清水河。

　　“穿二江”的“穿”，在巴蜀方言中，有三层意义：（1）“疏淘”即修治，“岁暮水落，筑堤雍水上流，春正月则溶治，谓之“穿淘’”①；（2）贯穿、沟通；（3）开凿。

　　李冰“穿二江”是都江堰整体工程的一部分。在都江堰的整体功能中，“二江”主要是担负成都平原的水运交通、民众生活和工业用水、农田灌溉等功能如果不治理“二江”，古代都江堰的灌溉、运输功能则基本上不能发挥。

　　李冰“穿石犀溪”，是“穿二江成都之中”最重要的工程，即开凿一条新的人工河，贯穿、沟通“二江”。特别是从其位于“成都之中”的地理位置看，司马迁说李冰“穿二江成都之中”，似主指此开石犀溪工程。

　　“西南石牛门曰市桥……桥下谓之石犀渊，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，穿石犀渠于南江，命之日犀牛里，后转石犀二头，一头在府市市桥门；一头沉之于渊也。”——北魏·郦道元《水经·江水注》

　　“二江”绕成都西、南行，隔开了成都市区与西、南方向的交通。修桥通路是“穿二江”后的必然步骤。常说：长老传言，李冰造七桥，上应七星。李冰之前，成都西、南边已有江水存在。有江，就一定有桥，“七桥”并非全属新造。长老所传“李冰造七桥”，包括新建部分桥梁及改造部分旧桥梁。在李冰建桥后，成都城外“二江”上共有七桥。“七桥”名称多异，古籍记载不一，现择较早古籍所载对应今大致位置以作说明（由北至南）：

　　笮桥：从地理条件看，此地可以架木桥或石桥，但李冰时或将架桥任务分派给当地夷人，让其自建，并本着尊重民族文化的观点出发，同意他们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索桥。此桥同时又是一道景观、一个文化符号，一直为后世所承。

　　万里桥：万里桥位置约在今成都市南门大桥（俗称老南门大桥），李冰创建后，三国时诸葛亮又赋予它新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是都江堰水系中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桥之一。国时，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，费祎叹曰：“万里之行，始于此桥。”该桥由此而得名。

　　李冰之后，至西汉早期，在长达约100年内，成都城总的说来变化不大，基本维持着李冰时期的旧貌。景帝末年（公元前142年前后），文翁为蜀郡守期间，在全国首先创办郡学。当时成都城内已甚为拥挤，便在城外“二江”之间的“成都市”内东部划了一块地出来，新修了一所较大的官办学堂，即文翁石室，今成都石室中学所在地。

　　武帝时期，以成都为中心，开发西南夷。大量官史、军队来到成都。旧成都城已不适宜需要。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5年），下令重筑成都城。重筑之城，将秦时小城、大城全部包括在内，又主要向北、向东拓扩。所谓“都门二九，四百余闾。两江珥其市，九桥带其流”。

　　“九桥带其流”，成都城在李冰时期“七桥”的基础上，又有增加。其中之一为成都城北郊的升仙桥（今驷马桥一带），另一桥待考。

　　经此次重筑后，成都城发展极快。西汉中期，成都县有人口76256户，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，跃升为全国第二大城邑。

　　武帝筑成都城后，至蜀汉灭亡（263年），除东汉晚期修建益州府后改建为蜀汉宫城，在城北局部略有变化外，成都城在这378年间变化不大。扬雄《蜀都赋》所描写的，既是武帝新筑成都城的面貌，也是西汉晚期成都城的实况。

　　在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，有马车和骑马随从在木桥上奔驰的画面。随着马车的使用和普及，对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一些较宽阔平坦的道路取代了过去那种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小道。秦至蜀汉的579年间，成都城内及对外交通干道都进行了改造，多数可通大车。

　　东汉楼房模型（又称陶楼，多用作明器），成都地区出土甚多，它们应是当时成都建筑的写照。房屋模型，平房，或有围墙成都河流图。有2～4层楼者，房中往往有人物、家具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。我们可以从陶楼模型得知成都地图全图最新版，当时的建筑已具备斗拱、瓦当等建筑构造，具有非常高的建筑史文献价值。

　　章武二年，刘备自猇亭之战大败后，还驻永安。不久即生病，最初只是拉痢，后来又染上他病，刘备开始感到“殆不自济”（出自《书信鉴赏·家书·遗诏敕刘禅》，以为自认恐怕无救了），开始准备后事。冬十月，昭丞相亮“营南北郊于成都”。其具体内容，语焉不详。

　　当时，诸葛亮在成都主持工作，一般事务性工作，不需刘备亲自下旨，诸葛亮自会处理。再者，君臣异地，当时往来的书信、旨意甚多。一般的书信、圣旨，史书多不载。此事专门载入《先主传》，说明陈寿认为此事重要。这表明，此“营南北郊”，必是猇亭大战之后必须赶快做的大事。结合成都南北郊有关三国遗迹看，具体应包括四项工程：北郊两项，即蜀宫扩建工程和九里堤水利工程；南郊两项，修建惠陵和修建原庙。

　　刘备初即位时，应是利用原益州府的街门及其建筑为蜀宫。该建筑不符合汉制中皇宫规范，必须改建。刘备即位后即忙于伐吴，时间上、精力上、经济上都顾不过来。但他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，在自感“殆不自济”的最后时刻，仍下绍要诸葛亮抓紧办理。一个“郊”字揭示出了蜀汉宫城在成都城的位置和与成都城的关系。

　　诸葛亮改建后的蜀汉宫城，在当时成都城外西北一隅。故刘备将其列人“营南北郊于成都”的工程之一。其南面与成都城连为一体，借成都城的北墙为宫城南墙，借成都城的北门为宫城南门，与成都城保持着可分可合的关系。它向北有所拓展，至武担山南。另外，宫城还有水道可通。既可视其为成都城中之城，也可视为城外之城。

　　九里堤地处今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九里堤。原堤位于郫江东岸成都地图全图最新版，东起现北校场附近，西至九里桥，全长十余里，历史上曾号称九里长虹。此地水利工程当肇始于李冰时期，两汉时期一直使用。诸葛亮当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建。目的之一，九里堤之地，“其地洼下，水势易超”，内江洪水，每夏冲堤、溃堤之事亦在所难免。在此筑堤，防洪、护堤、护岸，改造景观，乃势之必然。目的之二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为漂运修建宫城所需木料等，要大规模维修这里已年久失修的打捞木材的码头。

　　汉制：皇帝即位次年预作寿陵，将作大匠负责营建陵地；陵地用地7颂，其中陵墓用地1颐。陵深13丈，堂坛高3丈，陵高12丈。蜀汉全面继承汉制，在陵制方面自不会例外成都河流图。蜀汉在章武二年开始预作先主刘备的寿陵。史载刘备的甘皇后早年死后葬在南郡；刘备称帝后，攻打东吴前，曾令人将其迁葬入蜀。迁葬到什么地方？只能是为刘备预作的寿陵。可见刘备寿陵，早在攻打东吴前便已有考虑。

　　惠陵的具体位置由诸葛亮亲自选定。汉制，丞相亲自主持营建帝陵。凡帝陵的营建，首先严格选址、规划、设计，方可动工。营建皇陵，国之大事，必由诸葛丞相挂帅无疑。其选址定位、规划布局等大原则，必由诸葛亮总其事，施工过程中他还多次亲临现场。

　　把惠陵的具体位置选在成都近郊，也是汉制的规定。西汉、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，无一例外。刘备葬于成都附近，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。惠陵位于成都南郊，在蜀汉宫城正南面。刘备在成都“武担山以南”即帝位。当时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大城、少城之间的北边，即今北校场至八宝街一带。武担山与惠陵，正好在南北一条直线上。惠陵位于蜀汉宫城的正南。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，南方与五色（黄青白赤黑）中的赤色、五行（金木水火土）中的火为相类似的概念。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，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、为吉利的观念。蜀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又被中原接受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曾下大力统一文化、思想中的若干问题，其中之一便是以南方为尊。惠陵位于蜀汉宫城正南面正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体现。它含有借此风水宝地为蜀汉政权带来吉祥好运之意。

　　汉昭烈庙的性质即为正庙外另立的、后修的宗庙。刘备在章武元年（221年）四月称帝的同时“置百官，立宗庙，祭高皇帝以下”。可见蜀汉确实是在建陵前先立有宗庙，惠陵旁之庙属原庙。这庙就是汉昭烈庙。蜀汉国号“汉”，刘备死后溢“昭烈皇帝”，故“汉昭烈庙”应为此原庙的正称。

　　今武侯祠是民众对蜀汉丞相诸葛亮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”精神的肯定和赞誉的载体，也是三国遗迹源头，由汉昭烈庙、武侯祠、惠陵三义庙四部分组成。

　　从先秦张仪入蜀开始，成都从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聚落正式成为一座多民族聚居的城池；在秦汉时期因其地理及水利优势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；三国时期更因蜀汉都城的缘故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，三国文化给成都这座城市赋予了新的文化色彩，至今依旧是成都的一张重要名片。